有这样一群乡村教师,他们原本在大山深处,默默无闻,踏踏实实地教书育人,但因为“喜来登乡村教师奖”,他们走出大山,第一次站到媒体的聚光灯下,第一次让那么多的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在我国,这样的乡村教师不是小数目,还有800多万乡村教师肩负着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使命,如何使这支庞大的队伍提升素质安心乐教,是实现城乡教育均衡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喜来登乡村教师奖”的设立昭示着一种社会责任与态度,它向全社会倡导——
一奖激起千层浪
站在流光溢彩的领奖台上,被摄像机和聚光灯对准的李兴荣有些晕眩。数米高的大屏幕上打出他的名字,每个字都足有半人高。从中央电视台邀请来的主持人用优美圆润的声音,读出属于他的颁奖词:“悠悠万事育人难,埋首代课十八年。千秋功名尘与土,粉尘和血霞满天。”台下坐着好些个省里的部级、厅级领导……他们为普通的乡村教师们,一次次献上掌声。在浑厚激昂的音乐声中,礼仪小姐送上第三届长沙运达喜来登教师奖的奖杯,还有数目不菲的奖金。
一切就像是个梦境——这样的形容或许还不够准确,因为在此之前,数十年的山村生活,李兴荣即使在最美的美梦里,也不曾出现过这样辉煌的场景。
设立于2007年9月的长沙运达喜来登教师奖,至今已连续举办了三届,先后有30名教师获得此项殊荣,另有30名教师获得提名奖。这些工作在大山深处本默默无闻的教师,因喜来登乡村教师奖而受人瞩目。他们走出大山,来到繁华的省城领奖,经历了人生中的许多个第一次,产生了和李兴荣同样的感受。
何美基、兰朝红、敖双英、陈富昌……无论是哪一届的获奖者,面对媒体谈他们的获奖感受时,说得最多都是:“从来没有想过会获奖”,“只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平凡的事,能受到如此不平凡的关注,真的感到意外。”
感到意外的不仅是获奖了的教师,还有千千万万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知晓这个消息的乡村教师。湖南桑植县蹇家坡学校的青年教师王泽芳说:“听说有了乡村教师奖,我感到开心而且震撼。以前我认为乡村教师的人生,是可以一眼望到头的,难有升迁,难有调动,难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乡村教师奖的设立,让我觉得,社会对我们这个群体已经开始关注。”
老百姓也感到意外。李兴荣获奖后,他家乡的主要街道贴满了热烈祝贺他获奖的红色标语,热闹得跟当年贺龙领导打土豪时差不多。前来赶集的乡亲们,惊奇地对红纸上的字指指点点,口舌相传,娃娃们的老师在乡亲们心中的地位由此上升了许多。
在百度搜索栏键入“长沙运达喜来登教师奖”,出现在记者眼前的结果多达76页2400来篇。
活动承办方的主要负责人,湖南电视台公共频道大型活动部的李文泰主任对记者介绍说:“长沙运达喜来登教师奖所产生的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描述,一是在教师的内心掀起了波澜;二是媒体记者在观看反映教师事迹的短片时,大多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愿意关注此事,把更多笔墨放在教师奖和乡村教师身上。三是通过媒体的宣传报道,有更多的企业开始认同公益活动对企业的宣传效果,从而投身公益活动。而长沙运达喜来登教师奖励计划本身,也于2010年4月上旬,被中国慈善领域最高的政府奖项——“中华慈善奖”誉为“最具影响力的慈善项目”之一。
这个群体需要真正的尊重
按照长沙运达喜来登教师奖的评选程序,湖南公共频道要把所有入围教师的事迹拍成短片,在黄金时段播放。王一珊是公共频道的记者,自始至终参与了采访。回忆起最初采访的何美基老师的情形,她说:“在湘西保靖县的大山里,我们手足并用的走了三个多小时,在城里人看来,那蜿蜒崎岖的小径根本不是路。到达学校时,何老师正在上语文课,我们没有打扰他,远远地站在教室外,见他右边衣袖空荡荡的——很多年以前,他上山砍树修缮校园危房,剁到了自己的手,大山里人烟稀少,被人发现送到医院,已经到了第二天,只得截肢——站在讲台上用左手在黑板上写字,然后转身给学生们讲授,情绪高涨时,那一小截残存的右臂会不自觉的配合着讲课内容,挥动着。那一瞬间,我忍不住泪流满面。”
王一珊坦承,何老师拨动了她内心最柔软的那根弦,也让她感到了身为记者肩头的责任和设立乡村教师奖的意义。
在桑植县蹇家坡乡学校,记者见到了代课18年的李兴荣。尽管教学成绩出类拔萃,但因为不是在编教师,他从来没有参加过正式的表彰大会,他的妻子王桂莲甚至不愿在外人面前承认自己的丈夫是代课教师,要介绍就说是打工的——直到他获得“长沙运达喜来登教师奖”,可以说,这个奖彻底改变了夫妻俩的心境。“如果要你来概括一下乡村教师在你心中的形象,你会选择哪些词汇?”在湖南运达集团的副总裁办公室,记者问唐超奇。
沉吟了半晌,唐超奇说:相对而言,乡村教师也许见识不广,思维不活跃,对教育的理解不够深刻,但他们忍辱负重、忠于职守,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他们就是孺子牛,可敬、可佩、可叹!
这个记者出身的副总裁对农村教育有着较多的思考,他对贫困地区农村中小学骨干教师不断“孔雀东南飞”颇感忧郁。他认为当下的农村教师较之以前更难当。现在的农村青壮年劳力向经济发达地区大迁徙,教育幼童的责任就全部落到了教师的头上。除了本职的工作,他们还得充当保姆、父母、心理医生等多重角色。沉重的负荷,菲薄的待遇,简陋的教学环境,从起点便能看到终点的人生,被人遗忘的滋味,若只从理想和奉献等道德层面去做倡导和要求,长此以往,偏远山区的农村教师会出现断层。这也是现在很多农村学校和教学点没正式教师愿意去,只得又聘请代课教师的原因。
所以除了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还要给予农村教师精神层面的关怀,这个群体需要真正的尊重。唐超奇认为,这个尊重,不是教师节前的大鸣大放,不是重要会议上的领导讲话,而是渗透在各个方面的人文关怀。他很不满某些教育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冷漠和麻木不仁,不但让普通教师感到高高在上,还让关心教育的人觉得是“热脸”贴上了“冷屁股”。
“每个获奖教师的事迹都让我感动,但能让我感到欣慰的则是艾芳、兰朝红、敖双英、覃慧他们。”湖南运达集团副总裁唐超奇这样描述他记忆中的优秀乡村教师:“艾芳大学毕业到贵州支教,那个学校条件很艰苦,成天吃土豆,干了一年学生不让走,又干一年;兰朝红自幼家境贫寒,是希望工程托起了她的梦想,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她被分配到省城的一所学校工作了两年,又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邵阳农村……这些年轻的教师把现代教育理念和方法带到了农村,他们是未来农村教育的希望。”
崇文重教要利用全社会的资源
2010年4月8日,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了《2009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报告显示,四成善款流向教育领域,高于排在第二位的救灾。在这则新闻后面的评论里,记者注意到有网友发出了疑问:教育投入是政府的责任,慈善经费大量流入教育领域,会不会导致政府的懈怠?
对于四成善款流向教育领域的现象,湖南省教育厅副厅级巡视员廖湘生认为:“这体现了社会捐赠者的高瞻远瞩,教育关乎人的发展,关注教育就是在关注国家的未来。”
对于网友的疑问,廖湘生说:“越是发达的国家,慈善事业也就越规范和成熟,这是社会文明的标志。温家宝总理今年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曾提到,在全社会崇文重教要利用全社会的资源。”
由民政部设立的“中华慈善奖”,已经连续评选了5届,“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是其中的一个奖项。记者注意到,2005年首届中华慈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中有三个关乎教育,它们分别是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实施的“希望工程项目”,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实施的“春蕾计划项目”,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实施的“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自强项目”。其宗旨是建设希望小学,改善农村办学条件,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和困难大学生重返校园。之后的四届,面向教育领域的获奖项目则逐渐出现了:“共享阳光——来沪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就业援助行动”、“西部园丁培训计划——少数民族教师培训”、“新公民计划”、“长沙运达乡村教师奖励计划”等,表明慈善力量关注教育的侧重点已经有所不同,已经由最初关注“怎样让孩子上起学”,过渡到关注“怎样改善教师生存和工作环境,让孩子们上好学”。
“慈善机构的这种选择,一方面说明政府对教育基础设施的投入已经在不断的加大。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快速地发展,呈现出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廖湘生如此分析。
长沙运达喜来登教师奖的设立,是高云安基于自己的教育使命感回报社会的一种选择,也是他认为最有利于当今教育的一种选择。20多年前,高云安是该省澧县码头铺镇的一名乡村教师,所在学校是一座破败的茅草屋。2007年9月,已是湖南运达集团董事长的高云安,在集团所属的运达喜来登酒店开业典礼上宣布:斥资1000万元,携手湖南电视台公共频道,设立“长沙运达喜来登教师奖”,每年评选20位优秀的乡村教师,设优秀奖10人,每人奖励现金5万元;提名奖10人,每人奖励现金5000元。因为了解乡村教师的坚韧与执著、艰难与窘迫,高云安懂得怎样用实际行动去帮助和尊重他们。
“当你有力,你就要引领前行。”高云安说,“乡村教育是现代文明的孵化器,只有乡村教师阳光了,乡村的少年才会阳光,我们的社会也才会阳光。长沙运达喜来登教师奖只是一盏灯,但如果大家都来点亮一盏灯,就能照亮整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