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站在人的立场写作

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的作品“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

莫言：站在人的立场写作

2011年，莫言在山东高密。 兰传斌 摄

小传

　　■本报记者 齐林泉

　　10月11日，在亚欧大陆另一端的中午，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瑞典文学院会议厅，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一步步走上新闻发布台……

　　同一时间，在亚欧大陆这一端的黄昏，胶东半岛深处、山东高密的一处普通民居内，作为一名“年轻”的新任外公，作家莫言跟小外孙玩耍后，正在舒舒服服享用着晚餐……

　　海内外30多家媒体簇拥在这个平时较为僻静的高密小城，莫言无数的亲友已经很多天打不通他的电话。记者、专家、作家，乃至出租车司机、小商小贩，更多与莫言素昧平生的人守候在收音机、电视、电脑、手机等各种媒体前，静候那即将到来的一刻。

　　当“莫言”二字从恩隆德的唇齿之间轻轻跃然而出，高密大街上响起了清脆的鞭炮声，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尖叫。

　　是的，莫言！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诞生了！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给出的理由是，中国作家莫言“用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

　　接到自己获奖的消息时，莫言正在吃饭，“我有点吃惊”。莫言本人对此表现得并不兴奋，他说，自己要“尽快从热闹喧嚣中解脱出来，该干什么干什么”。对于他的获奖，众说纷纭，他“感谢朋友们对我的肯定，也感谢朋友们对我的批评。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人心，也看到了我自己”。

　　高密东北乡的黑孩子

　　1955年2月17日，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大栏乡平安庄，这里就是他文学世界中的“东北乡”。“我曾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领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在早期的作品《红高粱》中，莫言曾这样描绘自己的故乡：东北乡位于平原与山峦的交接之地，地势低洼，河道密集，文化底蕴浓厚，不仅产生了自己的戏剧“茂腔”，还有名声在外的“高密三绝”：剪纸、泥塑、扑灰年画。高密东北乡处于三县交界之处，可谓穷乡僻壤，在天下大乱的年代，是一个盛产灵异和匪徒的地方，也是塑造高密人英雄血性的地方。这地方埋葬着他的祖先，这地方是他的“血地”。

　　莫言本名管谟业，莫言祖父是第一个给予他创作重要影响的人。祖父虽然不识字，但聪明灵巧、乐善好施，打得一手好算盘，木匠、药房、田亩丈量，样样精通，还博闻强记，通彻从三皇五帝到明清民国的野史。祖父有自己的信仰和独立的追求行动。据莫言及长兄追忆，祖父对“大跃进”深恶痛绝，大胆预言其不能长久。虽一向勤劳，农活漂亮，但发誓不为合作社干活，自己冒险开荒或干木匠。祖父与精明大胆的奶奶相得益彰，于乡邻中深负威望。母亲是除祖父外第二个给予莫言创作极其重要影响的人，母亲的苦难和宽厚仁爱，让莫言从小领略了世间的温情，滋养了莫言深沉的爱心。

　　莫言10岁正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文革”开始了，他和小伙伴们一起响应号召，停课闹革命两年。1968年小学毕业时，学习很好但中农出身的莫言丧失了上中学的资格。12岁的莫言一下子沉到了社会最底层，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这是莫言最伤感的一段日子，当时他写了许多“少小辍学”哀伤的歌。

　　一年秋天，莫言在地里干活，又累又饿，忍不住跑到生产队的地里拔了一个胡萝卜吃，被革命干部发现了，他们押解莫言到地头，带他到毛主席画像前请罪。回到家里，一向正直处世、谨慎做人的莫家不能容忍孩子的丢脸，母亲父亲轮番打，最后爷爷出面保护，莫言才幸免一死。在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从不开口说话，最后被剥得精光、丧失了羞耻感的孤儿黑孩，在《枯河》中因误伤村长的女儿而屈死在父母拳脚下的小虎，都有莫言在这一事件中的影子。

　　1973年夏天，在供销社棉油厂工作的叔叔，给莫言在厂里找了一个临时工的差事，当过磅员。这在城里人看来不起眼儿的职位，对一个农村小子来说，无疑是几辈子修来的好运。他开始拿起笔，尝试创作小说；他收获了爱情，跟姑娘杜芹兰从此携手；他收获了友情，和王玉清、张世家成为三结义好兄弟，三人都有文采，嘴巴功夫也都了得。后来莫言当兵后每次回乡，总是要找这两位好友神侃，他们都是爱抽烟、爱喝酒、吹牛不上税的主儿，常常云山雾罩、通宵达旦。莫言的《红高粱》就是听了张世家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故事，又是在张世家的怂恿下写成的。还有其他那些说着高密方言的伙计、乡亲，都是聊起来让莫言开心的人。

　　油棉厂的临时工作并不能摆脱当一辈子农民的命运，对于失去了上学机会的他，当兵则是唯一的出路。直到1976年，莫言托关系，改年龄，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兵。1978年9月，因表现出色，部队调莫言到河北保定。秋天的山沟是美丽的，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与营地遥遥相望，莫言却是苦恼的。面临复员重回农村的压力，他不得不在工作之余，拼命地写小说，但收到的却是雪片般飞回来的退稿信。走投无路的他写信给一直鼓励他的大哥说：“我该怎么办？怎么生活下去？请大哥给我设计一条路吧！”北方的冬天分外寒冷，山中的黑夜始终有一盏常常亮到天明的灯。

　　1979年夏天，莫言回乡，与在油棉厂认识的姑娘杜芹兰结婚。1981年春，莫言在文学期刊《莲池》第一期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金秋十月，他的女儿出生，取名笑笑。欢笑第一次和莫言的生活紧密相连。1981年，成为青年莫言一个黄金的开始。一年后莫言终于等来了部队提干的消息，从此脱离在农村一生的命运。

　　20世纪80年代是莫言叱咤风云的岁月，《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相继横空出世，用莫言的话说“恨不得将文坛炸平”，中国文坛的确因莫言刮起了一股红色旋风， 二十几岁的青年作家莫言，被誉为中国现代派作家中的“奇才”、“怪才”。他狂过，“二十九省数我狂，栽罢萝卜种高粱。下笔千言倚马待，离题万里又何妨”，他很喜欢这样随心所欲的自由状态：“不摹古碑不临帖，左右开弓涂且抹。随心所欲真快哉，逍遥法外我是爷。”但莫言始终狂而不傲，不管是大批判的风波，还是掌声四起，他都能表现出一种淡定。他的血脉里流淌着管氏家族滚烫的血，保持着一颗宽厚仁慈的心。他清楚自己的短处和欠缺，他知道自己该补什么课，他知道“我是谁”。

　　从那时起，他把自己所有作品中最终塑造的人物化身归结为《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没有姓名的黑孩子”。对此，他这样解释，我们哪一个人还保持着一颗未被污染过的赤子之心呢？我们可以将当今的社会、将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看成是偷换人间美丽婴儿的妖精，但社会不又是由许多被偷换过的孩子构成的吗？

　　他借好友——获得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的小说和随笔中提到的两件事情，给予了回答。一件事情是，大江健三郎在童年时，担心自己因病夭折，他的母亲说：“放心，你就是死了，妈妈还会把你再生一次……我会把你出生以来看过的、听过的、读过的还有你做过的事情，一股脑儿地讲给他听，而且新的你也会讲你现在说的话，所以两个小孩是完全一样的。”另外一件是，在大江健三郎的故事中有个把妹妹丢失了的小姑娘，用号角吹奏动听的音乐，一直不停地吹奏下去，把那些偷换人间的美丽婴儿的妖精吹晕在地，显示出那个真正的婴儿。莫言认为，“讲述和吹奏”是两种把自己置换回来成为赤子，从而能使千千万万被偷换了的孩子变回赤子的办法。